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严重,且呈“低龄化”趋势,屈光不正、弱视、斜视及先天性眼病等损害儿童视觉功能,对儿童的学习能力、认知发育、心理健康及远期生活质量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儿童眼保健服务,实现眼病及视力问题的早筛查、早诊断与早干预,对保护和促进儿童视觉健康至关重要。为贯彻落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及《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2030年)》的相关目标与要求,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成立专家组,参考国际指南并结合我国儿童保健服务现状,制定本专家共识。本共识旨在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系统开展儿童眼保健服务、加强儿童眼保健专科能力建设提供规范指引与实践依据,为群体儿童眼及视力相关疾病的预防与管理提供指导。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器官功能成熟及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对外界环境变化高度敏感。近年来,学界共识已从关注单一环境风险因素,转向认识到多重暴露交互作用对健康影响的复杂性。空气污染、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夜间人工光、建成环境及绿地暴露等社会与自然环境因素,成为研究热点。研究提示,空气污染物不仅与肺功能下降、血压升高有关,还可能增加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等早期慢病风险;内分泌干扰物可通过干扰神经内分泌轴影响青春发动时相;夜间人工光经睡眠与昼夜节律紊乱加剧肥胖风险;而绿地和友好建成环境则通过降低污染、促进活动、缓解心理压力发挥保护作用。因此,儿童环境健康促进应从单一危险因素控制转向多重暴露综合治理,将儿童健康影响评价纳入城市规划、学校建设、家庭养育和公共卫生政策全过程,构建安全、绿色、低污染、促活动和支持性的成长环境。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身心发育未成熟,从生理和行为层面来说,儿童对不良环境暴露极为易感。在快速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数字化网络化深度交织的新时代背景下,儿童在“物理-化学-社会” 环境暴露中呈现出广泛低水平暴露和点源性高水平暴露的特点,新环境污染物层出不穷。主要的暴露因素包括夜间光污染、噪声等物理性因素;重金属、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传统化学污染物及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新污染物;以及妊娠期压力、育儿压力、电子媒介高暴露等社会性因素。我国的儿童环境健康应对体系还有待完善。新时代背景下,未来需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全面(政府监管、家校医协同应对等)、精准(精准评估暴露风险、暴露源和暴露水平)、动态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通过高质量研究阐明新污染物与复合暴露的健康效应及机制,为循证决策提供证据支撑。

目的 描述2000—2020年我国3~6岁儿童超重肥胖在时间维度及城乡、不同流行区域空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并基于2020年横断面数据分析其相关因素及交互作用,为制定儿童肥胖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2000、2005、2010、2014和2020年全国国民体质监测中3~6岁儿童数据,分析超重肥胖的时空变化趋势。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水平、家庭环境和个体行为因素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并检验交互作用。结果 2000—2020年,中国3~6岁儿童超重肥胖率由15.8%升至23.8%,肥胖率由3.9%升至7.2%。农村地区增幅高于城市,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不同流行区域变化存在异质性:高流行区域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并平稳上升,中流行区域增速最快,低流行区域增幅相对较缓。城镇化率与儿童超重/肥胖风险呈正相关(OR=1.008, P＜0.05)。年龄增长(OR=1.233)、男性(OR=1.232)及较长屏幕时间均与超重/肥胖风险增加相关(P＜0.05)。与<20 min/d相比,屏幕时间为20~40 min/d(OR=1.128)及>40 min/d(OR=1.276)的儿童超重/肥胖风险均显著升高(P<0.05)。交互分析显示,在城镇化率≥70%的地区,屏幕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更为显著(P <0.05)。结论 中国3~6岁儿童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且城乡及不同流行区域增速存在差异。儿童肥胖的发生是城镇化环境因素与个体行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防控策略应在关注家庭和个体行为干预的同时,强化结构性环境改善,推动“环境-行为”协同促进的综合干预路径。

目的 分析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相关因素,构建并验证风险评估模型,为高危儿童的早期筛查和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以2024年1—9月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确诊的348例ADHD儿童作为病例组,通过倾向评分匹配150例性别、年龄(±6月)相符的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家庭环境及生活方式信息。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asso回归进行变量初筛,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相关因素,利用R软件构建Nomogram预测模型并验证。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非双亲抚养(OR=2.267,95%CI:1.089～4.719)、主要饮用桶装水(OR=1.960,95%CI:1.206～3.185)、室内主要依赖空调通风(OR=3.613,95%CI:1.368～9.540)、婴幼儿期入住新装修房屋(OR=1.781,95%CI:1.059～2.996)以及儿童主要活动区域墙面使用溶剂型涂料(OR=2.067,95%CI:1.268～3.368)与ADHD发生呈正向关联;装修后空置≥2年入住与ADHD发生呈负向关联(OR=0.399,95%CI:0.230～0.692)。基于上述6项因素构建的Nomogram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其区分度良好(AUC=0.73,95%CI:0.69～0.78),校准度较好(Hosmer-Lemeshow检验,P=0.220)。结论 儿童ADHD与家庭抚养方式、生活方式及室内环境暴露因素存在关联。基于上述因素构建的Nomogram模型具有一定预测能力,可为ADHD高危儿童的早期识别及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家长教育焦虑、养育倦怠、反思功能与幼儿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为幼儿情绪行为问题的预防及干预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于2025年4月采用方便抽样法,以安徽省阜阳市7所幼儿园500名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家长教育焦虑内容量表(PEACS)、简式中文版养育倦怠量表(S-PBA)、家长反思功能量表(PRFQ)、长处与困难问卷(SDQ)对幼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家长教育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幼儿情绪行为问题(β=0.305,P<0.001);2)养育倦怠在家长教育焦虑与幼儿情绪行为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052,95%CI:0.027~0.08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量的17.05%;3)反思功能在家长教育焦虑和养育倦怠之间起调节作用(β=-0.093,t=-2.503,P<0.05),且相较于高反思功能组(β=0.179,t=3.158,P<0.01),低反思功能组的预测作用更为显著(β=0.366,t=6.403,P<0.001)。结论 家长教育焦虑对幼儿情绪行为问题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养育倦怠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反思功能调节该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应通过纾解家长教育焦虑、降低养育倦怠风险、提升反思功能,以减少幼儿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

目的 分析青岛市城区7~12岁儿童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早期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3年9—11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在青岛市城区抽取5所小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及生活方式信息。依据既往文献与指南界定4类不健康生活方式:屏幕暴露过度、运动不足、睡眠不足和饮食不健康,描述不同水平的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比例,比较不健康生活方式在不同人口特征中的分布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因素。结果 共纳入有效问卷2 232份。青岛市城区7~12岁儿童中,57.2%存在2种及以上不健康生活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较大与屏幕暴露过度相关(OR=1.194,95%CI:1.027~1.389);家庭收入低(OR=1.578,95%CI:1.007~2.475)和父亲学历为大学(OR=1.315,95%CI:1.012~1.710)与运动不足相关,独生子女与运动不足风险较低相关(OR=0.161,95%CI:0.132~0.196);年龄较大(OR=1.090,95%CI:1.022~1.163)和母亲学历为大学(OR=1.568,95%CI:1.174~2.094)与睡眠不足相关;年龄较大(OR=1.081,95%CI:1.014~1.153)和家庭收入低(OR=1.906,95%CI:1.144~3.173)与饮食不健康相关,女生发生饮食不健康的可能性较低(OR=0.716,95%CI:0.586~0.876);年龄较大(OR=1.171,95%CI:1.072~1.279)和家庭收入低(OR=2.622,95%CI:1.321~5.206)与多种不健康生活方式共存相关,女生(OR=0.678,95%CI:0.513~0.898)和独生子女(OR=0.295,95%CI:0.213~0.409)发生多种不健康生活方式共存的可能性较低。结论 青岛市城区7~12岁儿童不健康生活方式普遍存在,并与年龄、性别、独生子女及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应针对高风险人群开展以减少久坐和屏幕暴露、促进规律运动与充足睡眠、改善饮食结构为核心的综合干预。

目的 探索建立基于体质量指数(BMI)、腰围(WC)和腰围身高比(WHtR)的联合界值,用于我国儿童青少年临床肥胖症的筛查,并进行代谢风险验证。方法 资料来源于一项多中心干预研究中15 850名6～17岁儿童青少年的体格检查和血生化数据。采用BMI、WC和WHtR组合成联合界值,比较联合界值和BMI行业标准筛查人群肥胖检出情况,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比较联合界值与BMI行业标准,三种身体测量指标组合预测代谢相关指标的效能,并分析联合界值和BMI行业标准筛查差异人群与代谢相关指标异常的关联。结果 联合界值筛查的肥胖检出率为13.95%,高于BMI行业标准的检出率(12.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指标预测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甘油三酯(TG)、血脂异常、心血管代谢风险聚集(CRFC)的AUC值均高于BMI行业标准,联合界值预测低HDL-C、高TG、血脂异常的AUC值高于三种身体测量指标组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联合界值筛查阳性而BMI行业标准筛查阴性的人群发生低HDL-C、高TG、血脂异常及CRFC的风险高于联合界值筛查阴性而BMI行业标准筛查阳性的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相较于BMI行业标准,基于BMI、WC和WHtR的联合指标筛查体系更能有效地识别有代谢风险的儿童青少年,尤其有助于发现部分BMI未达肥胖标准但存在中心性肥胖和代谢异常风险的个体。

目的 探究母亲对学龄前儿童体重水平感知偏差的纵向变化趋势,识别不同轨迹的群组特征,并分析相关人口社会学因素。方法 采用纵向研究设计,2020年12月起对上海市8所公立幼儿园的176名母亲及其学龄前子女进行为期2年,共3个时间点的追踪调查。应用组轨迹模型识别母亲对儿童体重感知偏差的变化轨迹,并通过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的人口社会学因素。结果 母亲对儿童体重水平的感知偏差以低估为主,三次随访时,母亲对儿童体重准确感知率分别为64.2%、63.1%和55.1%。组轨迹模型识别出四类轨迹:持续低估组(n=29,16.5%)、低估-准确感知组(n=17,9.6%)、持续准确感知组(n=88,50.0%)、准确-低估组(n=42,23.9%)。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持续准确感知组相比,儿童年龄别体重指数Z评分(BAZ)越高,母亲持续低估儿童体重水平的可能性越低(OR=0.130,95%CI: 0.059~0.289);相对于女童,男童的母亲更可能由准确感知转为低估(OR=4.793,95%CI: 1.959~11.725)。结论 母亲对学龄前儿童体重的感知偏差随年龄增长呈现显著异质性变化,儿童性别及其早期BAZ是其关键影响因素。

目的 比较辅助生殖技术(ART)受孕单胎学龄前儿童与自然受孕(NC)单胎儿童的代谢状况,为促进ART儿童的健康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3年1月—2025年1月于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儿童保健门诊体检的36~72月龄ART受孕单胎儿童70例,并按1∶1纳入同期年龄匹配的NC单胎儿童70例作为对照。收集父母一般资料、围生期信息及儿童喂养饮食情况,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并检测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载脂蛋白A1(ApoA1)和载脂蛋白B(ApoB)等指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饮食因素及父母BMI等混杂因素进行调整。结果 ART组父母生育年龄高于NC组,孕期体重增长低于NC组(t=6.761、6.032,-2.329,P<0.05)。调整混杂因素后,两组儿童体重、身高、BMI及血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ART组腰围高于NC组(β=2.022,P<0.05)。血液生化指标比较显示,调整后ART组TG、ApoB高于NC组(β=0.104、0.038,P<0.05),HDL-C、ApoA1低于NC组(β=-0.298、-0.105,P<0.05),而TC、LDL-C、FBG、FINS及HOMA-I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血压异常、血脂异常及血糖异常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RT组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NC组(Z=-2.233,P<0.05)。结论 学龄前期ART单胎儿童在部分血脂指标(TG、HDL-C、ApoB、ApoA1)与NC组儿童存在差异。但未表现出血脂异常风险增加,ART组腰围、儿童肥胖、超重发生率均较NC组偏高,提示应加强对ART单胎儿童营养状况及代谢指标的长期监测,预防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目的 探讨超重/肥胖儿童并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影响因素,并绘制列线图模型预测患病风险。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0年7月—2025年7月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医的147例超重/肥胖儿童,将其分为NAFLD组(41例)和非NAFLD组(106例)。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超重/肥胖患儿并发NAFLD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和R语言构建列线图模型评估其预测价值。结果 NAFLD中超重儿童占7.3%,肥胖儿童占92.7%。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超重/肥胖、体质量指数(BMI)、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尿酸(UA)、白细胞计数(WBC)及胰岛素与超重/肥胖儿童合并NAFLD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提示BMI、ALT、WBC是超重/肥胖儿童并发NAFLD的独立相关因素(P＜0.05),ROC曲线提示BMI、WBC、ALT联合预测NAFL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96(95%CI:0.847~0.946),其灵敏度为97.6%,特异度为68.9%。结论 肥胖儿童并发NAFLD的风险高于超重儿童。BMI、ALT、WBC指标越高,NAFLD的患病风险越大,三者联合检测超重/肥胖儿童并发NAFLD具有较高的临床预测价值。

目的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2014—2024年间儿童青少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及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诊断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检索2014年1月—2024年12月Web of Science(WOS)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中英文文献,采用CiteSpace与VOSviewer软件,对年度发文量、核心研究机构、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突现词及共被引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英文文献1 341篇、中文文献319篇。中英文文献年发文量均呈增长趋势,其中英文文献增长更为显著。基于英文文献的网络显示,国际上形成以多学者为核心的多机构紧密合作网络;中文文献中则形成以小型团队为主的合作模式。排除检索词后,英文文献关键词中心性前三位为“obesity”、“metabolic syndrome”、“insulin resistance”;中文文献关键词中心性前三位为“肝纤维化”、“儿童肥胖”、“胰岛素抵抗”。中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显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儿童肥胖、代谢综合征、无创诊断技术及遗传机制,无创影像技术与复合生物标志物是近年来的研究前沿。结论 儿童青少年NAFLD/MAFLD诊断领域已形成以“肥胖-代谢紊乱-肝脏损伤”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当前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无创诊断技术的改进以及对多系统代谢健康的整体评估。这为未来制定针对儿童的多维度诊断标准、整合多中心数据以及建立全程健康管理体系提供了循证依据。

目的 系统评估不同运动类型及剂量对儿童青少年脂肪因子的影响,为缓解儿童青少年肥胖提供精准循证实践建议。方法 检索6个数据库(建库至2024年11月),纳入不同运动类型改善儿童及青少年脂肪因子的随机对照试验(RCT),使用 R 软件进行贝叶斯分析,用Cochrane与CINeMA进行风险偏倚与证据等级评估。结果 纳入46篇随机对照试验,涵盖2 105名(女性比例48.32%)的儿童青少年。结果显示,相较于无运动组,有氧联合抗阻运动是降低瘦素水平(MD=-7.34,95%CrI:-11.17~-3.73,SUCRA=94.37)与提高脂联素水平(MD=1.79,95%CrI:0.92~2.65,SUCRA=95.42)的最佳运动类型,而高强度间歇运动是降低白细胞介素-6水平(MD=-3.98,95%CrI:-10.57~-0.19,SUCRA=95.27)与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MD=-6.61,95%CrI:-9.96~-3.15,SUCRA=99.98)的最佳运动。结论 高强度间歇运动与有氧联合抗阻运动是改善脂肪因子的最佳运动。

目的 运用最佳时区法确定促进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EF)、基本动作技能(FMS)和体质健康(PF)的最佳24 h活动行为推荐量。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4年4—6月在浙江省4所幼儿园招募3～6岁儿童409名,获得有效样本289名。采用加速度计客观测量清醒期身体活动并划分久坐行为(SB)、低强度身体活动(LPA)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睡眠时长采用家长报告的《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SHQ)获得;FMS采用TGMD-3评估;PF依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幼儿部分〉》评估;EF采用Early Years Toolbox评估。基于成分数据回归模型,筛选三项结局指标预测值位于前10%的24 h活动组合,绘制三维四元图,并以三项结局最佳时区的重叠区间确定整体健康的最佳时区。结果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5.17±0.77)岁。24 h活动行为组成与EF(F=5.47,P<0.01)、FMS(F=6.96,P<0.001)及PF(F=4.96,P<0.01)均存在显著关联。基于三项结局最佳时区的重叠区间,整体健康的最佳24 h活动推荐量(min/d)为:MVPA 111(90～130)、LPA 46(30～60)、SB 683(570～780)和睡眠(SLP)601(470～700)。研究同步开发在线交互工具,可根据不同健康目标权重提供个体化时间分配建议。结论 基于EF、FMS与PF的综合指标,本研究提出学龄前儿童最佳24 h活动推荐量及时区,可为日常活动安排与指南更新提供参考。

目的 调查海南省6月龄~18岁儿童贫血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区域性儿童贫血防控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0年12月—2021年7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海南省18个市县(除三沙市外)抽取58 649名6月龄~18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年龄分为6月龄~<3岁组和3~18岁组,采用标准化问卷收集人口学特征及生活行为资料;采用电阻抗联合光电比色法检测血红蛋白水平,并依据世界卫生组织《贫血定义指南》(2024版)进行贫血诊断。采用Rao-Scott 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加权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贫血影响因素。结果 海南省6月龄~18岁儿童贫血加权患病率为6.92%,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贫血患病率分别为4.60%、2.26%和0.06%。婴幼儿期贫血患病率最高(10.81%),小学阶段最低(4.88%),青春期再次升高;青春期女童贫血患病率高于男童(13.98% vs. 3.22%,P<0.001)。不同市县儿童贫血患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患病率最高(17.6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少数民族、非独生子女及肉类摄入不足是两年龄组儿童贫血的共同危险因素(P<0.05)。6月龄~<3岁组中,婴儿期、母亲文化程度低及蛋类摄入不足与贫血风险增加相关(P<0.05);3~18岁组中,12~18岁、女童、农村地区、有出生疾病史、多胎、非核心家庭、非父母带养、父亲文化程度低、家庭年收入＜3万元、挑食及经常补铁均与贫血风险增加相关(P<0.05)。结论 海南省6月龄~18岁儿童贫血患病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婴幼儿、青春期女童、少数民族及农村地区儿童仍为重点防控人群。应加强家庭营养健康教育,重视儿童早期营养干预及青春期膳食指导,构建父母共同参与的综合干预模式,以降低儿童贫血疾病负担。

微纳米塑料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对人体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健康的潜在威胁备受关注。研究表明,婴幼儿照护过程中普遍存在微纳米塑料,其主要来源包括塑料制品的使用和分解过程。微纳米塑料可通过口腔摄入、皮肤接触和吸入等途径进入儿童体内,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产生不良影响。本文分析了微纳米塑料污染的来源、暴露途径及毒性效应,并探讨了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以期为减少儿童微纳米塑料暴露及制定相应的防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因素与个体端粒长度之间的关联受到广泛关注,儿童期是评估环境因素对端粒长度潜在影响的关键窗口期。研究从自然环境因素如空气污染物、绿地、金属污染物等,及家庭环境因素如父母童年期不良经历、父母心理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多角度出发,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深入认识多环境因素对儿童端粒长度的影响,为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育提供参考。

室内环境对儿童认知功能发展的潜在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现有研究提示,室内环境暴露可能通过血脑屏障损伤、神经炎症及氧化应激等通路影响儿童认知功能发展。本文从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3个维度梳理相关证据,对室内环境因素与儿童认知功能发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进一步概述其可能的生物学机制。总体而言,尽管相关研究不断增加,但证据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应加强前瞻性队列和干预研究,深入探讨室内环境因素与儿童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为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日益严重,许多研究发现视屏行为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增加有关。然而相关研究结果不相一致,且两者关联的潜在机制还未得到广泛探索。本文总结了不同视屏行为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关联研究现状,综述了导致两者关联可能的机制,旨在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干预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发生率逐渐升高,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大多数家长对婴儿肥胖却不以为意,甚至视其为健康的表现。由于我国既往研究中婴儿超重和肥胖的判断标准不一致,目前全国的检出率仍无准确数据,但是多项研究均提示我国婴儿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婴儿超重和肥胖是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可能对个体的终身健康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家长和临床医务人员从婴儿期开始重视超重和肥胖的问题,及时调整养育方式,能有效降低其在学龄期及成年后发生肥胖与代谢并发症的风险,这体现了“关口前移”的健康管理理念。